红色经典二：刘启耀“腰缠万贯”的讨米人

       1934年10月，中央主力红军8.6万人突围长征后，敌人乘势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。江西军政委员会率领游击武装3000余人在省委代理书记曾山、省苏维埃主席刘启耀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带领下，开展游击斗争。1935年1月初，红军游击部队被敌人紧紧包围在小布树陂村的狭小地带。江西省军政委员会率部沉着坚定，与敌军多次接触交锋，实施突围计划。为了保存革命火种，决定部队分成三条路线从树陂村突围，第二路由刘启耀与李赐凡率领军区教导队、警卫营千余人经塘窝向南转移大沽，再西转阳斋打算去东固。在突围中遭遇敌人围追堵截，被困于宁都小布以北的崇山峻岭之中。他们在孤立无援，天寒地冻，缺医少药的逆境中，频繁阻击数十倍于己之敌，终因敌众我寡，弹竭粮尽而被冲散打垮，伤亡惨重。大部分游击战士骨露荒野，血染山巅。

       战斗中，刘启耀身负重伤，血流如注，昏迷不醒。生死关头，刘启耀的庚兄当机立断撕下贴身内衣替刘启耀包扎好伤口，解下他的武装带，拿过他的手枪，穿上他的外衣，将刘启耀推入死尸堆中，自己冲向山顶翻过山坳吸引敌人离开阵地，结果被蜂拥而上的敌人击中头部，壮烈牺牲。

       敌人占领了游击队的最后阵地，便从漫山遍野的红军尸体中寻找指挥官。他们认定最后那位倒毙的手持驳壳枪英勇抵抗的是“大官”;进而又从手枪、怀表及党证上的姓名，推断此人便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，并找来随军记者拍照，上报请赏。于是，国民党各家报纸连篇累牍吹嘘“击毙伪江西省主席刘启耀”，乃至我党组织一时也难辨真假。1937年12月7日，项英在向中央的报告《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》一文中，还误认为“刘启耀等省一级领导人被捉而牺牲”。

       当晚刘启耀苏醒过来，从死尸堆中爬起，目睹尸首狼藉，血水横流的惨状，欲哭无泪，强忍悲痛，爬往一处隐蔽山洞，找出事先埋藏党交给他保管的13根金条和一批首饰银元，用布包好系在腰间，然后自寻草药医治身上的伤口，找野菜充饥，在山洞里过着近乎野人的穴居生活，辗转遂川、万安、泰和一带流浪乞讨，一边秘密寻找党组织，一边联络失散同志。经过两年多的苦苦探寻，他终于找到了党组织，还联络上200多名失散的党员，并把党的活动经费“完璧归赵”交由毛泽覃之妻贺怡转交给党组织，临时省委用这笔经费买了一栋房屋，以“赣宁旅泰同乡会”的名义，建立了省委秘密机关，部分剩余经费用于保释狱中的大批战友。

       1941年，皖南事变发生，国民党顽固派变本加厉推行反共反人民政策。7月，江西省委均遭破坏。在大搜捕中刘启耀第三次被捕入狱。国民党反动派再一次对他进行人身摧残、迫害。刘启耀大义凛然、视死如归，一口咬定自己仅是失散红军。经过半年的关押审问，反动派一无所获，对这个守口如瓶的硬汉无法治罪。最后，刘启耀由马家洲的朋友出面担保释放。这时，江西、广东两省的地下党组织机构已解体，停止活动，中断了联系，刘启耀成了一只离群的孤雁。他回到马家洲，根据党在国统区开展工作要求，先后在武溪、上湾、龙泉等地设棚卖茶度日，等待时机为党工作。

       自1934年离家后，刘启耀近10年未与家人见面，也不知家里妻儿老小是死是活。经多方打听，得知其母亲不堪受国民党反动派与地主迫害自缢而亡。妻子遭国民党联保“打地雷公”的酷刑，生活无依靠，沿村乞讨度日。长女刘文香4岁时就送到枫溪陈家做童养媳，儿子刘长涌14岁被迫去学撑船当船夫，终日漂泊在兴国至赣州的江河上，胞弟刘启琨参加红军长征因负伤回到兴国，被反动派折磨致死。刘启耀一家仅剩下致残妻子与撑船的儿子相依为命在死亡线上挣扎。听到这些情况后，刘启耀心如刀绞，但为了革命，他强忍悲痛，继续隐姓埋名，流浪他乡，默默为党工作。

       1942年至1945年，由于残酷的斗争环境，刘启耀积劳成疾，贫病交加，染上肺病，经常卧病不起，在穷愁潦倒的悲惨处境中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三年。1946年1月的一天，刘启耀病情突然恶化，吐血不止，他知道自己支撑不了多少时日，弥留之际他让人抬他到“赣宁旅泰同乡会”的厅堂躺下，第二天，刘启耀安详地离开了人世，时年47岁，由同乡会的人把他安葬在马家洲一个山丘上，没有墓碑，只有一堆新土。